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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象新闻

《印度快报》网站10月10日发表题为《中国是如何减贫的,它为印度提供了哪些经验》的文章,作者是乌迪特米斯拉。文章称,中国不仅在人口规模上与印度差不多,而且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解决了贫困问题,了解中国的脱贫政策可以为印度决策者提供线索。全文摘编如下:

有一个国家中国不仅在人口规模上与印度差不多,而且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解决了贫困问题,这一点得到了全球认可。

为了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于2019年进行了一项研究,以弄清中国取得了什么成就以及它是如何做到的。这项研究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

世界银行发现,中国在过去40年里使约8亿人摆脱贫困。这意味着,中国在过去40年里平均每年让1900万人摆脱贫困。这一期间,就全球脱贫人数而言,中国占到了其中的约75%。

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早在1978年前,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水平就已高于同类型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普及了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

总体来看,过去40多年不断提高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体现了中国在健康、教育和收入等方面的大幅改善。

第一个支柱是在基础广泛的经济转型的支持下,快速发展该国经济,为贫困人口提供新的经济机会,并不断提高平均收入水平。

报告称,中国的减贫故事主要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故事。同时,快速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广泛的经济转型。改革始于农业部门,因为该领域的贫困人口可以直接受益于与引入市场激励机制相关的生产力提高。

报告说:“低技能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转移就业机会。城镇化进程有助于农民工利用城市新机会,其向农村家庭的转移支付又提高了留在农村家庭的收入。由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了农村、城市和出口市场的互联互通。”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些改革是循序渐进的,这对印度具有借鉴意义。报告称:“这些领域的改革是渐进的,有利于企业和劳动者逐步调整并适应改革。”

世界银行指出:“中国经济采取了渐进式发展策略,主要包括:农业和工业产品的市场化改革、有序推动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国家在关键资产所有权和资源分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等方面。”

第二大支柱是政府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来消除长期贫困,这些政策最开始瞄准因地理环境和机会缺失等原因影响发展的贫困地区,之后转为瞄准贫困人口实施精准扶贫,不论其地理位置如何。

报告说:“各类扶贫开发战略和政策有力支持了广泛的经济改革发展。中国的扶贫战略的特点是以发展为导向,意味着其重点是通过为贫困人口创造经济机会促进减贫。开发式扶贫经历了从区域瞄准到县级瞄准,再到家庭瞄准,逐步演变。”

这些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贫困家庭的保障性扶贫,其中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其他特定社会政策等。

世界银行说:“中国的成功得益于有效的治理,而有效的治理是成功实施增长战略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减贫政策的关键。”

另外,中国还得益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些有利条件,比如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使民众迅速受益于市场改革后出现的新经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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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仰角70多度的斜坡上,61岁的白海红小心地走着。宽度仅容一人的小路,因为多年无人经过,已经覆上了一层青草。

  半小时后,白海红停下脚步。眼前,石头垒砌出一个洞口,他蹲下身,探出手,摸到一汪泉水。

  曾经,白海红几乎每天清晨都要走1小时路,排1小时队,来到这里接上一担水,挑给全家吃。

  白海红所在的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海拔2400多米,三面环山,村里的百姓曾天天愁水。

  “一辈子也忘不了2013年2月3日,农历小年,习来到村里。在老党员马岗家,看到屋里的水缸,特意舀起一瓢水尝了尝。”白海红说。

  在习亲切关怀下,引洮供水一期工程2014年底建成通水,圆了甘肃人民期盼半个多世纪的梦想。自来水通进元古堆村那天,乡亲们奔走相告。

  “山上通了水,种上了党参、黄芪、当归,一年有5万多元的收入,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白海红笑着说。

  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习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推动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今日神州大地,脱贫地区处处呈现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时代画卷。

  猕猴桃、柚子、刺葡萄,一片接着一片,随着山势铺开走进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仿佛走进了百果园。村民梁立成正在猕猴桃园补充水肥。

  梁立成这番经验,来之不易。早些年,他尝试种猕猴桃,看到自家的地远不及种植大户家的产量高,心里很不是滋味。

  当年的菖蒲塘村,很多村民和梁立成一样,发现病虫害,找不到“药方子”;摘了熟果子,寻不到好销路。

  2013年11月,在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习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理念。在脱贫攻坚中,各地深入贯彻习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在因地制宜上做文章。

  “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我们坚持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着力补上技术、营销等短板,大力发展规模化集约化水果种植。”菖蒲塘村驻村唐金生说。一听到外地推出了猕猴桃、柚子的新品种、新技术,他们就想方设法派人学习,引来试种。

  “我更换品种,改进管理,一亩猕猴桃产5000斤。今年虽有旱情,6亩多地净赚2万多元。”梁立成算了算账。

  以发展壮大果业为依托,菖蒲塘村走上了一条农村美、农业兴、农民富的新路子。唐金生介绍,全村水果种植面积从2013年的1750亩扩展到现在的6000多亩,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6121元增加到2021年的28538元,曾经的贫困山乡成为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2017年12月18日,习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是聚焦再聚焦、精准再精准,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精细的工作,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

  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做到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实施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无论是雪域高原、戈壁沙漠,还是悬崖绝壁、大石山区,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了每一个角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就。

  如今,走进新的元古堆村,村口景观墙下,摆着水缸、石磨、木轮轱辘3个老物件,道出曾经的“穷根”吃水难、出行难。

  “门口这条路,原来也叫水、泥路。水和泥中间有个顿号。”元古堆村党支部书记董建新笑言。

  跟着董建新,过石牌坊。宽敞的水泥路随着地势,穿过流水小桥、电商中心、中心广场,延伸至500亩菊花田、梅花鹿养殖园,铺展到家家户户。

  2007年,苟怀文大学毕业,一直不愿回村。“小时候,出门要翻眼前的山。想一想,就怕。”

  2013年开始,村里硬化13.5公里村道、16.99公里巷道。3年后,苟怀文回家结婚,“小汽车开到了家门口”。

  今年,村里变化更大。规划的入村集散区、综合体验区,一个个“走”下图纸。戏台广场、休闲驿站文化活起来,市集闹起来。

  今年春节,苟怀文决定返乡创业。装修民宿,手头缺钱。政府协调,给他贷款15万元,5年期限,全部贴息。“置办旅游业用具,能再贷15万。”田家河乡党委书记陈进说。

  2018年,元古堆发展乡村旅游等产业,整村脱贫。2021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12400多元。

  从武陵山区到六盘山区,从土家苗寨到雪域高原,一个个贫中之贫被攻克,一户户脱贫家庭命运改变,一个个脱贫山乡沧桑巨变,书写了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答卷。

  2021年2月25日,习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红玫瑰、黄菊花、粉百合来到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旺家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手工坊,满眼姹紫嫣红。

  手工坊的建立,源于今年3月何英的一次走访。当时,见易地扶贫搬迁户许平在织花,她不由赞叹:“真漂亮!”

  何英拍下针织花,把照片发在社交平台,引发了旺家社区促进搬迁群众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一个“微创新”。

  旺家社区是万山区最大的易地搬迁安置点,居住约1.8万名集中安置群众。如何让搬迁群众在城里站稳脚跟?社区把加强党建引领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重要内容。在党组织推动下,社区劳动力全员参加技能培训,并建设一座6000平方米的易地搬迁“微工厂”产业园。

  许平2019年搬到旺家社区,一个孩子上学,一个孩子才1岁,婆婆长期生病,“到工厂上班要打卡,难以兼顾家里。”如何创造更多灵活就业机会,帮助许平这样的搬迁群众?

  “针织花照片发到社交平台后,引来不少点赞和求购。”何英说,“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社区党支部积极协调妇联、企业等,办起编织培训班。4月初,手工坊正式开业。许平作为牵头人,设计样式,分发模板。大家分头制作,再统一组合。

  工作时间灵活,工资按件计算,手工坊吸引36名妇女加入,开发了30多种花束、挂件,通过直播卖货,每人月工资2000多元。

  目前,贵州全省949个集中安置点已实现党的基层组织全覆盖。一个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个个坚强战斗堡垒,带领群众攻坚克难,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业41.45万户、92.99万人,实现了有劳动力家庭一户一人以上就业。

  走进一个个脱贫山乡,鲜红的党旗始终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高高飘扬,中国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转化为脱贫一线超强的战斗力。

  “我们立足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出台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构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把我们在脱贫攻坚中形成的重要经验和认识概括为“七个坚持”,其中第一个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

  深入脱贫山乡,深切体悟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制胜之道,一个深刻的感受油然而生:只有在中国领导下,才能把脱贫攻坚这件大事办好;只有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创造这样世所罕见的脱贫奇迹。

  贺兰山下,一座座大棚整齐排列。“种上蜜瓜,一个大棚年收入可达10万元。好效益靠啥?科特派。”在闽宁镇园艺村,种植大户马雅铃指了指大棚门口的标牌,上面写着“厦门市科技特派员、闽宁协作服务基地”。

  过门道,进大棚。藤蔓挂在绳上,圆滚滚的蜜瓜垂在半空。马雅铃在绿叶中穿梭,忽见一条藤蔓叶子发黄,随即打电线岁左右的女士出现在大棚。只见她伸手从口袋拿出修剪刀,边剪边讲:“阻断病源,防止传染,最为关键。”

  “这位科特派大姐,天天在大棚里转。哪些瓜果开花了,哪个棚里果子熟了,她都知道。”马雅铃所称的“科特派大姐”,名叫赖瑞云,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是福建省第十二批援宁工作队队员。

  早在1996年5月,福建、宁夏“千里结亲”。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同志担任帮扶领导小组组长,直接组织实施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这一年,马雅铃14岁,全家从宁夏西吉县一个贫困山村,搬到永宁县这片待开发的荒地。第二年,这里被命名为闽宁村,后来发展成闽宁镇。

  2020年,宁夏利用闽宁协作资金,加上地方筹资,在园艺村建起设施大棚园区。马雅铃承包了6个大棚。从选种优质蜜瓜,到制作有机肥,再到防治病虫害,赖瑞云手把手地教,马雅铃实打实地学。

  “赖大姐从福建引来番石榴、莲雾试种。将来,这些水果行情好,价格高,赚钱多。”马雅铃让弟弟加入,一个种,一个卖,生意越做越大。

  26年来,福建派出200多名援宁干部,更有数千名教师、医生和科技人员接力帮扶。闽宁镇先后使用东西部协作资金2.46亿元,安排实施项目57个。“十四五”期间,闽宁协作进一步走深走实:明确闽宁镇打造东西部协作示范镇、移民致富提升示范镇、乡村振兴示范镇,推进10个闽宁产业园转型升级,巩固提升100个左右闽宁示范村这场跨越时空的“山海情”,不断续写新篇。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习的论断掷地有声。

  前厅卖电动车,后堂开修理店,陕西省平利县长安镇上一家店铺特别光鲜,与“返贫”似乎不沾边。

  5年前,病魔从天而降。凌均年突然吐血、腹痛,到医院一查,患上了肝硬化。“起初两年,每年治病花销1万多元。”

  2020年,凌均年的病情加重,除了在本地治疗,还要经常去西安的大医院治疗。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开销大,积蓄很快要花完。

  “单看凌均年的住院支出,近3年就有14.9万元。”县、镇两级马上登门核实,把凌均年纳入防返贫监测对象。

  2021年底,凌均年的医保报销比例上调。今年,他在县医院住了两次院,只掏了不到1000元。此外,他申请到大病医疗救助,获得6000元临时救助。妻子还当上了公益保洁员。

  “控制了病情,降低了花销,防止了因病返贫。”凌均年重新开门营业,赶上镇里发展夜间经济,在屋后长廊卖起饮料、小吃。

  在平利县,18.9万名农村常住人口全部纳入动态监测范围。到目前,像凌均年一样,被纳入防返贫监测对象的有4900多人。今年4月,县里出台防止因病返贫专项救助办法,专门帮扶患病后负担较重的农村人口。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习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持续抓紧抓好,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

  在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晏河村,脱贫户周福蓉靠着电商产业,不仅自己脱了贫,还带动乡亲致富。

  周福蓉跟电商结缘,最初是卖苗木。2014年,她种苗木赔了本,成了贫困户。2016年,她到县里开办的电商培训班学习,将苗木卖到网上,全家脱贫。2017年,仅代销土特产,月收入已达7000多元。

  周福蓉没有止步于此。光山县组织的一次农产品展销会,让她开了眼:“各式各样的菜摆在面前,种菜是个好路子。”这回,她被微商吸引,尝试“视频攒人气,引流到微信,用互联网+本地化的模式卖菜。”

  2019年,周福蓉筹资承包占地100多亩的农场,建设30座蔬菜大棚,饲养2000多只土鸡。种菜,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蔬菜供不应求。

  14个微信群、4776位微信好友,周福蓉特别珍惜。她不仅在群里卖菜,还教大家种菜、做菜,去年赚了50多万元。她还帮周边村民卖土特产,仅大米一年就销了10万多斤。

  “数字成为新农资,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近年来,光山县实施“电商+产业+服务”战略,免费培训近万农民;上线多款信阳地区优质农产品,打造以“光山十宝、信阳十特、河南十优”为代表的优质农特产品体系;2022年,建立直播基地,打造网红团队,一周销售茶叶300多万元,一周销售马畈鲜桃100多万元

  2014年,河南省被确定为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省份之一,光山县等7个县被确定为首批示范县。目前,全省认定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县99个,实现对53个脱贫县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达753.9亿元。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十八洞村梨子寨石碑上,“精准扶贫”四个大字依然催人奋进;四川昭觉县的“悬崖村”阿土列尔村,入云的天梯见证生产生活巨变乡村振兴足音铿锵,响彻万千阡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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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治的基层支点(七):协同推进在攻坚克难中检验治理效能

基层治理不是孤立、空洞的,而要融入一件件具体的基层事务中。对基层治理效能的检验,也贯穿于大事小情各个方面,特别是重大战役性任务、急难险重工作,更能考出基层治理的真章。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疫情防控到救灾减灾,几次主战场上的大考不仅考验各地基层治理水平,也倒逼催生更多有效的治理手段。

将基层治理与重大任务、重点工作密切结合,协同推进,是新时代基层治理收获的一大经验成果。在一次次攻坚克难中,在一场场攻坚战硬仗中,各地基层治理效能得到了检验、重塑和升级。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隆重召开,习向世人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作为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仗硬仗,脱贫攻坚为农村实现长期发展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厚实基础。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带领下,不少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面貌一新;大量贫困村告别“空壳村”,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众多新乡贤、返乡能人等在脱贫战场上各展所长,一批“土专家”“田秀才”成长起来;乡村各种协商治理平台不断涌现,生态环境、和谐氛围不断改善。

脱贫攻坚不仅让乡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推动农村地区基层治理迈向新台阶。

事非经过不知难。面对脱贫攻坚过程中出现的难题,各地根据自身实际,勇于开辟基层治理路径,积极创新硬招实招。

2016年8月,陕西省留坝县探索组建覆盖全县的“村级扶贫互助合作社”,集“经济、管理、生产、服务、公益”等功能于一体,使村集体发展有了本钱、管理有了手段、干事有了平台。借助这一村级组织制度性创新,从2016年到2019年底,当地村集体积累账面余额由不足1500万元增长到8875万元,产业基础就此筑牢。

2018年1月,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玉皇庙镇关房子村扶贫互助合作社召开分红大会,对全村加入合作社的60 户会员77股进行分红 陶明 摄

以专业合作社壮大集体经济,为群众发展产业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增加村集体积累,这样的脱贫模式不止发生在当时的留坝,也在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涌现。

基层治理与脱贫攻坚协同推进,变化不仅体现在物质丰裕层面,也反映在精神面貌等层面。

在脱贫攻坚初期,赌博、懒散、攀比之风在部分农村地区未得到根本遏制,一度侵蚀乡风文明。针对此,多种治理手段被采用,在扶贫的同时“扶志”,在治村的同时治心。

2014年,长江之畔的重庆市巫山县在全县范围内整治“无事酒”,引导全县移风易俗。在当地政府指导下,平安村成立由党员、村医、退休教师等人组成的乡村文明评议小组,着手扭转村里不正确的“面子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美丽乡村”创建活动、乡风文明培育行动、厕所革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等一系列治理举措,让乡风文明由内到外焕然一新。

在推进乡村振兴这一重大任务完成过程中,基层治理同样也未缺席。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治理有效”被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五大目标。

2020年12月底,习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明确具体任务,作出系统部署。文件对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在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过程中,那些曾经于脱贫攻坚战中显露效能的成功经验并没有“尘封”,而是被带入乡村振兴布局的各项安排中,继续为乡村振兴全面赋能。

2021年5月,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和工作队的意见》,就为刚刚脱贫的乡亲们送来对症的“定心丸”:,继续选派。

为选好“接棒者”,各地根据脱贫村的产业结构、群众需求、发展方向等情况进行人岗相适的匹配分析,选优派强驻村,为乡村振兴提供持久的外部支持力量。一些地区还通过结对帮扶、“导师制”等方式,确保“交接棒”顺畅,以合力推动乡村治理效能转型升级。

在广西天峨县,当地按照民情社情、主导产业、基础设施等因素将45个脱贫村划分为5大类别,村里哪一块是短板,就派擅长这一领域的干部驻村。

在各个脱贫县区,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素质高的“三农”人才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得到锤炼,成为各地的产业“领头雁”、管理“带头人”,日益夯实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2020年初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这场大疫,对中国同样是一场检验治理效能的摸底考。一场摸底考,摸出了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些薄弱点,而这些薄弱点本就是日常基层治理中存在的缺漏。与此同时,通过抗疫大考,一些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被沉淀下来,凝结成可供常态化基层治理的施用之策。

在疫情暴发初期,基层公共服务资源配备不足、公共服务能力有限等问题一度暴露出来。但很快,抗疫各条战线开启战时模式,全力推动各类资源下沉一线。党中央一声令下,两座6万多平方米的医院10多天内建成使用,4.26万名优秀医务工作者星夜驰援,10多个省份20%以上的重症救治专业人员尽锐出战,800余万件防护服、1000余辆负压救护车、超过7万台医疗救治设备紧急调度……

2020年2月9日,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支援湖北抗疫国家医疗队中的党员在出发前重温入党誓词 朱峥 摄

在举世震撼的总动员下,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协同合作,专项资金迅速划拨、战略储备紧急调用、物资入境一路畅通,战时链条环环相扣、高效运转;疫情防控对口支援机制再显“神通”,19个省份吹响集结号、划分责任田、明确任务书;联防联控大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国400多万名基层工作者牢牢守护住65万个城乡社区。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

经此一役,推动平战转换,在关键时刻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保障基层重点问题的解决,并做到衔接有序、转换顺畅,成为各地基层治理的重要经验。

遭遇疫情,迅速完成平战转换只是第一步,尚需进一步实现科学防治、分级分类,精准施策。

2021年,传播速度快、体内复制快的德尔塔变异株给疫情防控带来严峻挑战,全国中高风险地区最多时超过200个,一度波及20余个省份。2021年8月,中国开启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态清零”。以抓早、抓小、抓基础为基点,提升疫情防范和早发现能力:高效有序的核酸检测、科学精准的流调溯源、分类分级防控管理……一系列精准防控举措迅速落地,中国以最小成本取得防疫最大成效。

还可以用哪些方法,以更小成本在更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产生活的影响?针对此,一些地方试点探索资源与信息共享,在为基层减负的同时,大大提升疫情防控效率。

福建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建设以健康码为核心的省疫情防控管理平台。作为全国首个省级健康码,“福建健康码”2020年2月上线以来,广泛应用于交通出行、返岗复工、就诊等场景,其经验很快被其他省区市借鉴推广开来。

同样在战时展力的共享协同机制,也在常态化治理中延续下来。一些地方将共享协同理念运用到数字经济、政务服务、智慧生活等领域,推动现有各类公共服务系统互联互通,加速了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

对于基层治理来说,风险是突发事件的潜在状态,突发事件是风险的显现状态,防止系统性和突发性的多种灾害风险颇能考验治理之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深化认识、强化理念、加强协同、整合资源、动员全民,有效防范应对了各类重大自然灾害。

2015年5月29日,习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切实增强抵御和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全面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得益于新时代基层治理效能的加持,各地积极落实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

防为上,救次之。灾前预防准备是各地基层做好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最经济、最有效的策略。

8月25日晚,在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山,志愿者排成的“人链”在接力往山上传送灭火救援物资 黄伟 摄

十年来,中国大江大河基本形成了以河道及堤防、水库、蓄滞洪区等组成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显著提升,全国各类水情站点由2012年的7万多处增加到2021年的12万处,南北方主要河流洪水预报精准度分别提升到90%和70%以上。

防灾减灾救灾成效,也体现在基层日益周密的预警应急体系上。十年来,各地相关部门不断完善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成功战胜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和辽河、太湖等大江大河大湖严重洪涝灾害。近十年,我国洪涝灾害年均损失占GDP的比例,由上一个十年的0.57%降至0.31%。

2022年,高温干旱影响了不少地区。而在湖南省,得益于提前的预防性调度,当地前瞻性地对水资源进行了合理配置,有效缓解了地区用水压力。基层干部群众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将每一场强降雨当作今年汛期最后一场大雨来进行水库蓄水调度。

防灾减灾救灾成效,还体现在基层组织强大的动员力上。灾害当头,党建引领、三治合一、多元共治、重心下移等基层治理经验充分释放出强大能量和应急功效。每逢灾情来袭,十万火急,各地基层组织总能有力发动群众,群防群控,有效应对。

2020年淮河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位于安徽的王家坝闸开闸泄洪,蓄洪区2000多名群众在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下,连夜有序撤离。今年8月,持续的极端高温、点多面广的山火,威胁着重庆的万家灯火,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士自发汇聚成近千人的灭火救援队伍,将救援物资大规模送达。

数据统计有力显示基层治理有效对减灾工作的明显作用:2013年至2021年,全国年均因自然灾害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直接经济损失占GDP比重,较2000年至2012年均值分别下降87.2%、87.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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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能巩固提升。粮食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为保供稳价防通胀提供了有力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面貌明显改善。农村道路、供水、电网等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农村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标扩面,有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4%,比2012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同时,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不断拓展,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村社会保持稳定安宁。

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战略决策,由此吹响了打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久战的号角。

在同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这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首要任务。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魏后凯强调,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吃饭问题,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坚决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愈加夯实。把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主要立足国内端牢端稳中国人的饭碗。

十年来,我国粮食产能稳定提升,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10年再上一个千亿斤新台阶,2021年产量创历史新高,达到13657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83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接近6.83亿吨,接近1.37万亿斤,再创历史新高

除了产能提升以外,我国农产品品种也更加丰富多样,棉油糖胶稳定发展,肉蛋奶、水产品、果菜茶供给充裕。品质持续优化升级,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越来越多绿色优质农产品摆上百姓餐桌。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19.18亿亩,约12786.19万公顷,较上一年的13490万公顷略有下降

魏后凯表示,从粮食需求看,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升级,未来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将进一步增加,消费需求将更加多样化,绿色安全、营养健康、多品种、高品质将成为发展方向,在新形势下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任务将更为繁重。

对此,魏后凯认为,要实行分层次的粮食安全战略,在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依靠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粮食产业链式发展、深度融合,促进农产品结构和布局优化,并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调剂品种缺口,保障各种农产品的市场供应,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此外,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在脱贫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部实现不愁吃、不愁穿的同时,我国还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有保障。脱贫地区发展能力也明显增强,每个脱贫县都打造了2~3个特色鲜明、带动面广的主导产业,行路难、用电难、通信难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如今,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33项过渡期衔接政策出台实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全面建立,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并继续倾斜支持,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党中央最关心的一件大事。

谈及下一步如何巩固拓展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在接受《

首先要发挥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在劳务输出解决了绝大部分贫困人口的情况下,现在的贫困人口大多数是老年贫困所引发的贫困,所以要继续发挥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

张翼进一步阐述,这个“托底”一方面是针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群的托底,因为在绝对贫困消除后,还有3000多万人靠低保来脱贫,所以伴随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完善低保制度;另一方面是对养老服务相关配套设施的托底,因为城市里的养老设施比较齐全,农村的养老设施、养老资源相对比较薄弱,要通过社会政策托底来解决这种不平衡问题。

其次,在解决农村最重大的发展问题即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仍然要致力于解决好本地兼业农民的就业问题,比如在县域范围内扶持一些能够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的产业。

张翼表示,农村产业兴旺程度决定了农民非农收入的高低,而农产品价格的稳定程度决定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对农民务农收入的保障程度。“因此,也需要引导农民根据市场的变化来生产农产品,从而保证农民在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中收入也能够趋于稳定。”

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接近1.9万元/年,较2012年增长125.66%

另外,要考虑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来配置政策。经济增长能够在总体上拉动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因此在保障经济增速的前提下,要在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方面形成有效的机制。

张翼表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仅体现在农民收入低于城镇居民收入,也体现在农民养老保险同样低于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因此,缩小城乡养老保险之间的差距,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老年农民摆脱贫困并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制定了一批顶层设计改革方案,实施了一批纵深突破的改革试点,出台了一批打基础、管长远的重大改革举措,推动“三农”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魏后凯表示,过去10年间农村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效。

“这可以说是一个政策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体制改革问题。”魏后凯说,2012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完善,并推动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的脱钩,也就是价补分离。

“现在我们更强调对生产者包括前些年对农业的一些补贴政策进行整合,主要强调怎么来提高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更加强调绿色生态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导向。”魏后凯说,实际上核心就是根据新的形势需要来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新型农业支持保护体系。

其次,土地制度改革方面也在稳步推进。初步确立了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体系,实行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同时明确了稳定承包关系,基本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稳慎推进。

“我们加快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重点就是清产核资,把农村集体经济的家底摸清了。同时在全国人大授权的基础上进行了‘三块地’的改革,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铺路。”

再次,“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我们迈的步伐更大。”魏后凯说,目前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正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实际上在农村做了大量增加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福祉的民生改革。

另外,在部门领域也进行了一些改革。魏后凯举例说,“比如供销合作社的综合改革,当初是在山东、湖北、浙江、广东4个省搞试点,国务院委托我们对试点进行评估,在评估的基础上,后来在全国推开。”

“总的来说,农村的改革在不断深化。”魏后凯说,当然,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农业生产的命根子。“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些年我们主要都在搞试点。”

魏后凯说,在“十四五”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必须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强化相关改革的配套协调,全面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在认真总结近年来改革试点经验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推动农村改革由试点走向全面推开。这是因为,只有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才能极大地释放农村改革的红利,全面激活农村要素、主体和市场,激发农村发展的活力。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习高度重视乡村产业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乡村产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产业兴旺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经济基础。发展产业一直是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途径,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现实需求。

在前期脱贫攻坚阶段,各地把培育产业作为主要出路,已初步构建了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在内的乡村产业体系,并探索不同的利益联结机制,覆盖了98.9%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使产业扶贫成为覆盖面最广、带动贫困人口最多的扶贫措施。

今年6月,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年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明确主攻方向,加强指导、加大投入,全力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夯实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加快发展。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推动农产品加工重心向县城、中心镇和物流节点下沉,加快完善农产品物流骨干网络和冷链物流体系,累计建成15.6万座初加工设施、5万多个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了70.6%,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近25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到2.5:1。

二是乡村休闲旅游业稳步发展。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建设了一批休闲农业精品景点,推介了1000多条精品线路,全国休闲农庄、观光农园、农家乐等达到30多万家,年营业收入超过7000亿元。

三是乡村新产业300832)新业态蓬勃发展。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各类涉农电商超过3万家,农村网络零售额2万多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4200多亿元。积极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让农村生产生活更加便利。

殷浩栋认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产业振兴不仅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重要抓手,而且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实现稳定脱贫的长效举措。从现实需求来看,稳定脱贫人口的收入,需要确保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更需深挖农业和农村多种功能和价值,让农民深度融入现代产业链价值链。

“目前,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还面临一些短板,而且外部环境和市场风险也给产业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殷浩栋说,促进乡村产业发展,需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来提高乡村产业竞争力和经验效益,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产业支撑。

同时,产业振兴还需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农户的参与度,在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产业的同时,健全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产业振兴必须注重发挥市场作用。”殷浩栋说,政府应该适度退出产业选择、生产经营等环节中的行政干预,重在做好协调保障服务工作,努力破除基础设施配套不健全、金融支持不足、土地利用受限、人才缺乏等制约因素,应充分调动和激活市场主体的作用,按市场原则经营乡村产业,提高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使其成为产业振兴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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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观察】脱贫、小康、共富中国人打造“向往的生活”

来自埃及的“网红”王慕林,在视频里用流利的中文讲述着浙江省余村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生态致富路。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数千年来秉持“民为本”的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国人始终追求整体性福祉,这也是当代中国消除绝对贫困、追求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根基。

资料图:2021年6月27日,位于北京西单东南角的“全面小康”花坛吸引游客。中新社发 胡庆明 摄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中央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最高领导人即作出承诺。

2021年,中国宣布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十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过去10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人人吃上“生态饭”的余村,去年底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王慕林的“老板”——春林山庄的创办人潘春林,从矿山拖拉机司机变身余村乡宿联盟主席,几乎每天都要向慕名前来的中外游客和求取致富经的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正是这种令人信服的“点绿成金”,逐渐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在中国深入人心。

资料图:2020年7月19日,游客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游玩。(无人机照片)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今年33岁的云南独龙族人白忠平,在短视频平台网名“独立松”,除了将独龙族民俗风情等手机视频发上网,还在直播中推销草果、独龙毯等特产。

白忠平能在大山里流畅地与网友直播互动,得益于5G网络的高速发展。从中国最偏远贫穷的山乡之一,到5G+数字化小镇,独龙江乡终成为万千“网红村”“直播村”“电商村”之一。

资料图:2022年5月31日,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一名游客正在观看当地妇女织布。中新社记者 康平 摄

卫星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0年,中国“胡焕庸线”以西区域夜光面积增加约55.3%,夜光总量增加约42.7%,其背后是西部地区电网加大铺设、乡级以上道路长度5年增加约64%、互联网经济增长活跃。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仅给普通民众生活带来变化,也蕴含国际认同的价值理念。譬如和余村一起入选首批“最佳旅游乡村”的安徽西递村,从一个欠发达村庄转型为海内外知名乡村旅游目的地,靠的就是探索在保护中活化利用世界文化遗产,这也是美丽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像西递村等融传统古建筑与田园风光于一体的景点“爆红”,亦折射出步入小康社会的中国民众整体需求层次的升级。在仓廪实、衣食足之后,能否妥善解决从“有没有”升级为“好不好”的问题,成为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民生新诉求。尤其是“Z世代”的年轻人,不仅仅满足于日常生活需要,更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

资料图:2021年7月16日,航拍安徽黟县西递古村落。(无人机照片)中新社记者 韩苏原 摄

坐在“北欧风”的白色帐篷下,持一杯手冲咖啡,在iPad上回复网友有关露营的咨询,这是“小杭坑掌柜”鲍鑫的日常。这位曾在上海担任企业高管却辞职返乡的浙江夏阳村村委会主任,推广“精致露营”概念,将有“空心村”之称的夏阳,打造成在“篷”友圈走红的“江浙沪最美营地”。

露营、攀岩、登山、滑雪……这些曾经所谓的“贵族运动”,已经融入不少中国人的日常。其背后,既有生活品质的提升、民众观念的转变,也有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把民生保护伞带来的底气。

资料图:2022年7月23日,民众在重庆广阳岛一处露营地搭起帐篷,享受夏日傍晚的惬意。中新社记者 何蓬磊 摄

近十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4亿,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增加到13.6亿,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从91.8%提高至95.4%,十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亿人,2021年城镇单位人员工资较2012年翻了一倍……

如今,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正在求解另一个课题——实现共同富裕。当下,民众对幸福的要求已不仅是有钱、有闲,还要有健康、快乐、精神享受以及更加公平地享有各类社会服务。

这也是为何当前中国的共同富裕不仅仅聚焦于经济增长,并非“唯收入论”或唯物质财富论,而是更强调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致力于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更高层次的发展问题。

按世界银行标准,202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但近几年的基尼系数始终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这是中国当前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

在国际局势动荡和世纪疫情叠加的不确定性下,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福利主义陷阱”“消费主义陷阱”等等,建立以人本价值观为基础的衡量共同富裕的多元价值标准体系,尚需更多“十年”来证明。(完)

二十大新闻发言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